你可知道,每逢岁末年初，千家万户门扉之上那威武庄严的神祇画像，竟承载着华夏民族数千年来最深沉的文化记忆？那些色彩浓烈、线条粗犷的门神画像，早已超越了简单的装饰意义，成为一道守护家宅平安、凝聚民族认同的文化血脉。
追溯门神信仰的源头,需回到上古先民对自然神秘力量的敬畏与依赖，在原始社会，人们将无法理解的自然现象与灾祸归因于无形邪祟作怪，门户作为家宅与外界的脆弱界限，自然成为防御的重点，考古发现揭示，早在夏商时期，人们已普遍在门户悬挂猛兽骨骼、锐利兵器或绘制特殊符号，以期震慑无形之恶，这种基于生存本能的原始巫术实践，正是后世门神崇拜最古老的基石。
“神荼”、“郁垒”之名，在汉代文献中已作为门神的代表频繁出现，东汉学者王充在《论衡·订鬼篇》中援引《山海经》佚文：“沧海之中，有度朔之山，上有大桃木，其屈蟠三千里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，万鬼所出入也，上有二神人，一曰神荼，一曰郁垒，主阅领万鬼，恶害之鬼，执以苇索，而以食虎，于是黄帝乃作礼，以时驱之，立大桃人，门户画神荼、郁垒与虎，悬苇索以御凶魅。”此记载清晰地勾勒出神荼、郁垒的形象与职责——他们驻守于万鬼出入的鬼门，手持苇索，专职擒拿祸害人间的恶鬼，并将其喂食猛虎，他们的神威，与具有驱邪力量的桃木紧密相连。
随着历史演进,门神形象不断丰富，汉代宫廷与贵族府邸已盛行在腊月或岁首于门户绘制神荼、郁垒形象，或直接悬挂刻有其名的桃木板——即“桃符”，此习俗在《后汉书·礼仪志》中亦有明确记载，在民间，人们则用更为简易的方式表达同样的信仰，在门户张贴绘有虎形或书写符咒的纸张，这种习俗在汉代画像石、画像砖上亦有生动体现，至魏晋南北朝，门神信仰在动荡社会中更显重要，其形象除神荼、郁垒外，亦开始融入如钟馗捉鬼等新元素，为门神谱系增添了多样性。
唐代是门神文化定型的关键时期,秦琼（字叔宝）与尉迟恭（字敬德）两位开国名将，因一段深具人情味的宫廷轶事而跃升为最家喻户晓的门神，据《三教源流搜神大全》及《西游记》演绎，唐太宗李世民因“玄武门之变”后常夜梦恶鬼惊扰，大将秦琼与尉迟恭主动请缨，披甲持械，彻夜守卫宫门，此举果然奏效，李世民感念其辛劳，又不忍二将长期值守，遂命画师绘二人戎装画像张贴于宫门，竟收同等驱邪之效，此故事迅速流传民间，秦琼、尉迟恭的雄姿从此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，其刚正勇武、忠诚护主的特质，完美契合了民众对门户守护神的想象与期待。
宋元明清以降,门神文化空前繁荣，其形象不再局限于秦琼、尉迟恭，而是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：祈福纳祥的“文门神”（如赐福天官、状元、福禄寿三星、和合二仙）；镇宅护院的“武门神”（除秦尉外，还有赵云、马超、孙膑、庞涓等）；以及满足特定需求的专业门神（如保护孩童的“麒麟送子”、佑护牲畜的“圈神”），其载体也从单一的画像扩展到木版年画、剪纸、泥塑等多种艺术形式，张贴时间也固定在辞旧迎新的岁末，成为年节仪式中不可或缺的一环，清代富察敦崇在《燕京岁时记》中描述：“门神皆甲胄执戈，悬弧佩剑，或谓为神荼、郁垒，或谓为秦琼、敬德……皆取御凶镇宅之意。”门神艺术至此达到鼎盛。
门神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,它超越了单纯的迷信，升华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与集体记忆，门神所蕴含的驱邪避凶、迎祥纳福的朴素愿望，是植根于农耕文明对平安、稳定、丰饶生活的永恒追求，门神形象承载的忠勇、信义、正直等品格，如秦琼尉迟恭的忠义护主，神荼郁垒的公正执法，正是儒家伦理道德在民间信仰层面的具象投射与生动诠释，门神年画的张贴，已成为春节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辞旧迎新的神圣时刻，它象征着对旧年灾厄的祛除与对新岁福祉的祈盼，强化了家族认同与文化归属感。
门神,这一始于古老巫术、盛于民俗艺术、深植于民族心理的文化符号，其演变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华民俗信仰与社会变迁史，它从桃木上的神荼、郁垒，到年画中的秦琼、敬德，再到今日多元化的艺术表达，始终承载着华夏儿女对家宅安宁、生活顺遂、伦理有序的深切向往与不懈追求。
亲爱的读者,当新年钟声再次敲响，门扉上新贴的门神画像在寒风中猎猎作响时，请驻足片刻，那画上威严的线条与浓烈的色彩，不只是纸墨的堆砌，而是千年时光的凝练，是祖先智慧的结晶，门神守护的不仅是一方屋檐下的安宁，更是中华文化血脉中那份对平安、和谐与人间正道的永恒信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