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中国文学史上，盛唐诗歌的璀璨星河总令人心驰神往，当我们仰望这片文学星空时，有三颗格外耀眼的星辰始终以独特的排列方式吸引着后世的注目——王勃、卢照邻、骆宾王三位初唐诗人常被相提并论，在历代文论中形成"三杰"的特殊称谓，这种跨越时空的文学并称现象，既源于他们相似的文学革新主张，也暗含着特定历史语境的塑造力量，本文将从人生轨迹、文学主张、创作实践三个维度，解析这种并称现象背后的深层肌理。
同途殊归的人生轨迹
三位诗人的人生轨迹在初唐社会动荡的背景下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，王勃（650-676）作为神童闻名于世，六岁能文，十六岁应举及第，却在仕途上屡遭贬谪，最终溺水惊悸而亡；卢照邻（约634-686）早年受邓王器重，后因《长安古意》触怒权贵，晚年贫病交加投水自尽；骆宾王（约619-687）七岁咏鹅传为佳话，却在武则天称帝后参与徐敬业起兵，兵败后不知所终，这种由少年得志到中年失意的生命轨迹，构成了三位诗人共同的精神底色。
史书记载中的细节耐人寻味：王勃在《滕王阁序》中写下"时运不齐，命途多舛"时年仅26岁；卢照邻在《五悲文》中自述"形骸流离，精神恍惚"的境遇；骆宾王在《咏怀古意》中发出"宝剑思存楚，金椎许报韩"的慷慨悲歌，这些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生经历，不仅塑造了他们诗文中的苍凉意境，更在后世文人心中引发强烈共鸣，明代胡应麟在《诗薮》中评价："三子皆负不羁之才，而俱蹇于时"，道出了这种并称的心理基础。
革故鼎新的文学主张
初唐文坛仍笼罩着六朝绮靡文风的余绪，三位诗人不约而同地举起文学革新的大旗，王勃在《上吏部裴侍郎启》中痛陈"龙朔初载，文场变体"的弊端；卢照邻在《南阳公集序》里倡导"言壮而情宏"的创作理念；骆宾王更以《帝京篇》等作品实践其"气骨峥嵘"的艺术追求，这种共同的文学革新意识，构成了"三杰"并称的思想内核。
细究其创作实践，王勃的《送杜少府之任蜀州》突破传统送别诗的悲切模式，以"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"的豪迈开创新境；卢照邻的《长安古意》以纵横捭阖的笔法解构宫体诗的浮艳；骆宾王的《在狱咏蝉》借物言志，将咏物诗提升到人格象征的高度，三人的创新实践形成合力，为盛唐诗歌的繁荣开辟道路，清代学者何焯在《义门读书记》中精准指出："王、卢、骆三子，实为陈子昂之前驱"。
风格迥异的艺术特质
尽管被后世并称，三位诗人的艺术个性却各具特色，王勃以"高华"见长，其《滕王阁序》"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"的意境，展现天才诗人的瑰丽想象；卢照邻擅作"宏阔"之语，《行路难》中"人生贵贱无终始，倏忽须臾难久恃"的哲思，折射出深沉的生命感悟；骆宾王则以"遒劲"著称，《讨武曌檄》"一抔之土未干，六尺之孤何托"的檄文，彰显出雄浑的笔力。
这种风格差异在具体作品中尤为明显：同写秋景，王勃笔下是"潦水尽而寒潭清"的明净，卢照邻眼中是"九月寒砧催木叶"的萧瑟，骆宾王心中则是"露重飞难进，风多响易沉"的沉郁，宋人严羽在《沧浪诗话》中精辟概括："王子安如初日芙蕖，卢升之如幽涧松风，骆宾王如宝剑出匣。"
并称现象的历史嬗变
"三杰"并称的形成历经了复杂的演变过程，初唐时期，四人并称的"王杨卢骆"更为常见，杜甫《戏为六绝句》中"王杨卢骆当时体"的诗句，杨炯"愧在卢前，耻居王后"的言论，都印证了这种原始组合，但随着文学观念的变迁，杨炯因其作品相对保守逐渐淡出，其余三人因更鲜明的革新精神被后世单独并提。
明代陆时雍在《诗镜总论》中的论述颇具代表性："王勃高华，杨炯雄厚，照邻清藻，宾王坦易，然杨终带六朝锦色，故三子特为矫矫。"这种选择性记忆的形成，既与后世对文学革新者的推崇有关，也折射出文学批评标准的嬗变，清代编纂的《全唐诗》将三人作品紧邻编排，更强化了这种并称的经典地位。
文学史坐标中的特殊意义
站在文学史的长河中回望，王勃、卢照邻、骆宾王的并称现象具有特殊意义，他们上承庾信、下启陈子昂，在初唐文学转型期扮演着关键角色，王勃对诗歌意境的开拓，卢照邻对乐府诗的改造，骆宾王对骈文的革新，共同构建起通向盛唐诗歌的桥梁。
这种并称现象也启示我们：文学史的经典化过程往往伴随着选择与重构，三位诗人因其相似的人生境遇、共同的文学追求、互补的艺术风格，最终在历史长河的淘洗中凝结为特定的文化符号，正如闻一多在《唐诗杂论》中所言："他们替盛唐诗人开了一条大道，自己却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里。"
当我们在现代重审"三杰"并称这一文学现象时，既要看到历史选择的内在逻辑，也要警惕标签化认知可能带来的遮蔽，三位诗人的人生悲歌与艺术探索，早已超越简单的并称范畴，成为解读初唐文学转型的重要密码，他们的作品至今仍在诉说：真正的文学革新者，永远在继承与突破的张力中寻找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，这种精神，或许比任何并称都更值得后世铭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