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聊斋志异》白话文版中，“庙鬼”的故事读来令人毛骨悚然，却又引人深思：新城书生王启后，被城隍庙里一个面貌丑恶、形体臃肿的恶鬼缠上，那鬼能附其体，使其身心备受摧残——时而以“绸缎商”身份大放厥词，时而又变成“暴发户”在众人面前炫耀“富有”，还多次做出自残之举，最后竟在王生身上显出青面獠牙之貌，直至一位道士出手，才以符箓将庙鬼镇于墙壁之上，王生方得解脱。
庙鬼那变换不定的身份,正是现实欲望的荒诞映照，它自称“绸缎商”时，口中尽是“蜀锦吴绫，堆积如山”；化为“暴发户”后，又得意于“金银满窖，珠玉盈箱”，这些物欲的夸耀，恰如一面放大镜，将俗世对金钱与地位的痴迷，以鬼魅之口赤裸裸地表达出来。
最惊心处,莫过于庙鬼“执利刃自割其肉”的诡异行径，这何尝不是欲望膨胀到极致后，对生命本体的疯狂撕裂？蒲松龄笔下庙鬼的每一次附体与每一次伤害，都在提醒我们：当人沉溺于对物的追逐时，灵魂便已提前被厉鬼所占据。
庙鬼虽被镇于墙壁,可人间“心魔”却从未绝迹，历史中那些利欲熏心者，最终被欲望吞噬的悲剧，与庙鬼附体何其相似。
明朝权宦刘瑾,擅权纳贿，金银珠宝堆积如山，他专权时曾得意地宣称：“满朝公卿，皆出我门。”其贪欲如庙鬼附身般膨胀，最终落得凌迟处死，千刀万剐，家产抄没，他死前哀叹：“吾富有四海，乃求一领席裹尸而不可得！”——这与庙鬼自割其肉后的狰狞痛苦，何其神似？庙鬼对绸缎与金银的执着炫耀，刘瑾对财富与权力的病态贪恋，本质同源，二者最终都因欲望过度膨胀而走向了自我毁灭的绝境。
庙鬼附身王生,是外邪入侵；刘瑾的覆灭，却是内鬼作祟，前者是超自然的恐怖寓言，后者是触目惊心的历史现实，庙鬼以利刃自割其肉，刘瑾被凌迟处死千刀万剐，两幕惨剧在时空中形成诡异的重叠，蒲松龄笔下的鬼怪世界，终究是人间欲望深渊的倒影。
蒲松龄借《庙鬼》这一荒诞故事，实则是为世人挂起一面明镜，他一生科场蹭蹬，久困场屋，深知世态炎凉，在《聊斋自志》中，他悲叹：“门庭之凄寂，则冷淡如僧；笔墨之耕耘，则萧条似钵。”如此深切的生存窘境，使其对人性中的贪嗔痴看得格外透彻，庙鬼的每一次附身与每一次伤害，都在无声言说：当人心被外物所拘役，灵魂便已提前被厉鬼所占据。
幻由人生，此言类有道者，人有淫心，是生亵境；人有亵心，是生怖境。
蒲松龄在《画壁》篇末的这段点题之笔，道破了《庙鬼》的玄机——“心”正是滋生一切幻象与魔障的源头，庙鬼能附身作祟，根源恰在于人心深处潜伏的贪念与弱点，这“幻由人生”四字，不仅是志怪美学的核心，更是蒲松龄给予世人的警世箴言：外魔可驱，心魔难除。
《庙鬼》故事在教育中犹如一把利刃，能刺破学生认知的表层，我在课堂上曾尝试让学生代入王生角色：若你被庙鬼缠身，该如何应对？
有学生主张“暴力驱赶”，认为“鬼怕恶人”；有学生提出“谈判妥协”，试图满足庙鬼要求以换取安宁；还有学生则强调“自我反省”，思考“为何鬼偏偏找上我”。
最深刻的讨论发生在“自我反省”组，一位学生直言：“庙鬼缠王生，或许因为王生心底也有类似的物欲，只是平时不敢承认，鬼不过是他内心阴暗面的外化罢了！”这席话如石激浪——庙鬼的“绸缎商”、“暴发户”面目，不正映照着人性中那些隐秘而膨胀的物欲吗？当学生意识到庙鬼可能从王生内心滋生出来，故事的教育意义瞬间升华。
这启发我们：在教育中，与其反复告诫“勿生贪念”，不如引导学生直面内心暗影，当学生能清晰辨识自身潜在的“庙鬼”，便能在真实生活中对其有所警惕。真正的成长，始于承认内心庙堂中潜伏的每一缕幽暗。
在物欲如潮的当下,《庙鬼》的寓言价值愈发凸显，消费主义不断制造新的欲望符号，社交媒体上充斥着精心编排的“暴发户”式炫耀，当物质追求被奉为圭臬，精神家园便可能沦为鬼魅盘踞的破庙，庙鬼附体时王生那失控的言行，恰如被物欲操控的现代灵魂在时代中的挣扎投影。
庙鬼虽被镇于墙壁,可人间心魔的祛除，远比符箓驱鬼艰难百倍，蒲松龄以神怪之笔点破人性迷障，其苦心正如他在《聊斋自志》中所言：“集腋为裘，妄续幽冥之录；浮白载笔，仅成孤愤之书。”
王生终获安宁,是因道士的符箓，更是因他内心未曾完全被物欲吞噬的良知所唤醒。驱除外在庙鬼易，驯服内心贪欲难。 庙鬼所代表的物欲执着与身份焦虑，恰是当下许多人精神困境的古老隐喻。
重读《庙鬼》，我们当以王生为镜鉴，直面内心深处的庙堂——那里是否也有蠢蠢欲动的鬼影？唯有日日拂拭心尘，才能守住灵魂庙宇的澄明与安宁，当欲望的喧嚣退去，内心自有光明升起，那是任何庙鬼都无法侵染的圣洁领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