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讲授《聊斋志异》中的《尸变》篇时，课堂气氛微妙地凝固了，当讲到客店停尸房内，那具本已僵冷的尸体在深夜突然坐起，直扑生人时，后排一位胆小的女生捂住了耳朵，另一个男生则小声说：“蒲松龄怎么尽写这些吓人的东西？”学生们的反应让我沉思：我们为何要讲解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古代恐怖故事？这些阴森离奇的情节背后，难道只是古人为了刺激感官而设吗？
《尸变》故事看似简单：四个投宿的商人夜半遇尸变，三人当场毙命，仅一人侥幸逃脱，但蒲松龄的恐怖美学实为高明——他并未大肆渲染尸体形态，反而以“灯昏室暗”、“但闻尸动”制造心理压迫，那具尸体“直扑卧榻”的骤然爆发，以及幸存者“狂奔二十里”的细节，令恐惧如影随形，这种以寻常场景酝酿不寻常之恐怖的手法，使读者毛骨悚然却欲罢不能，故事中的恐怖并非凭空而来，它深深根植于彼时民俗观念与生存焦虑之中。
客店主人为何将新丧儿媳尸体置于客房隔壁？这看似荒唐的情节，实为清代民间丧葬禁忌的真实投射，当时社会普遍忌讳暴亡者尸体停放于正堂，亦忌其冲撞门神灶君，这种处理方式在《礼记·丧大记》中早有端倪，而四名商人因“日暮求宿”被迫与尸同眠的无奈，更映照出旅人于礼教森严社会中的卑微处境。
那具破棺而出的女尸,其恐怖背后实为层层压迫的悲剧，她“新丧”不久即遭停尸偏室，恰似鲁迅《祝福》中祥林嫂被视作“不洁”的翻版，当尸体在深夜“面淡金色，生绢抹额”坐起时，这已非单纯的鬼怪描写，而是一曲被旧俗窒息的生命哀歌，蒲松龄借尸还魂，用最触目惊心的方式呈现了“礼教恐惧症”——活人被规矩逼成了僵尸，死者仍不得安宁。
《尸变》中商人因无处投宿而被迫与尸同眠的处境，正是传统社会结构下个体无助的缩影，当唯一的幸存者逃到县城，“署主”却因“无质”拒不理睬，这种官僚体系的冷漠比尸变更令人心寒，蒲松龄借此暗示：真正的恐怖并非棺中异动，而是生者世界的失序与无情。
作为教育者,我们引导学生解读这类文本时，需剥开恐怖的外壳，在课堂上，我尝试让学生对比《尸变》与卡夫卡《变形记》：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遭遇的家人冷眼，与那具女尸所承受的礼教排斥何其相似！当学生发现这两部相隔两百年的作品都指向“异化”主题时，他们的眼神从恐惧转向了深思。
恐怖故事终究是活人讲述给活人的寓言，那些令人不寒而栗的僵尸，时常不过是社会异化力量的扭曲显形。
在当代教育中解读《尸变》，重点不是训练胆量，而是培养一种透视能力——看穿恐怖表象下的人性困境与社会病灶，当学生理解那具追逐活人的尸体本质上是被压抑的冤魂，他们便获得了审视现实的新维度：当今社会是否也存在无形的“尸变”？那些被边缘化的群体是否仍在暗夜中发出无声的呐喊？
蒲松龄的鬼怪故事历经三百年仍令人战栗,并非因为古人更迷信，而是他戳穿了人性永恒的暗面，当我们在课堂上与学生一起凝视《尸变》中的恐怖深渊时，最终看见的应是活人世界的倒影，这正是文言志怪小说穿越时空的教育价值——它教会年轻一代在惊悚的叙事迷宫中，辨认那些被遮蔽的生存真相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