蒲松龄笔下《聊斋志异》如一面铜镜，映照人间百态，吴令》一篇，篇幅精悍却锋芒毕露，在神权与人权的激烈碰撞中，一位地方官员以血肉之躯撞向千年积习，其勇气与担当,在今日教育语境下更显珍贵。
《吴令》的故事并不复杂：吴地新县令甫一上任，正逢城隍庙会，当目睹“彩棚演剧，祭品丰洁，香烟蔽天日”的奢靡景象，与民间因供奉而“贫者典质以应”的凄苦现实形成刺眼对比时，他怒不可遏，这位县令做出了惊世骇俗之举——他直斥城隍为“淫昏之鬼”，并“指神而数之”，曳神于地，笞之二十”，其后，当阴司小鬼以“有忤于我”为由索命，他厉声斥责：“尔等生前亦人，何一旦为鬼便失人心？吾为民请命，虽死何惧！”终至“气绝而卒”,以生命完成了对虚妄神权的最后一击。
这则故事在清代宗教氛围浓厚的背景下，其颠覆性不言而喻，县令的“笞神”行为，是对“敬鬼神而远之”传统的公然反叛，更是对世俗权力屈服于神权的激烈挑战，这种精神，与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哲人们“敢于认识”的勇气遥相呼应，蒲松龄借吴令之口，喊出了对蒙昧秩序的质疑：“此等靡费，皆民脂膏，尔何功于民，而享此丰腴耶？”其矛头直指神权合法性的根基。
吴令的“笞神”绝非鲁莽之举，而是基于深刻观察的理性判断，他敏锐洞察到庙会盛典背后是百姓“典质以应”的沉重负担，神像金身之下是民生的凋敝，这种穿透表象、直抵本质的洞察力，正是批判性思维的核心，县令的行动逻辑清晰：神祇若不能护佑生民，反成盘剥的帮凶，其偶像便失去存在的正当性，他以“笞神”这一极端行为，完成了对神权压迫的祛魅——当泥塑木雕被拖下神坛痛打，其虚幻的权威便如沙塔般轰然崩塌，百姓由最初的惊骇到最后的悲恸，标志着一种集体觉醒：“民皆感泣，为建祠宇，岁时祀之”——他们祭祀的不再是虚无的神,而是为民请命的人。
吴令形象最撼人心魄处，在于他清醒的殉道意志，面对阴司索命，他毫无惧色：“吾为民请命，虽死何惧！”这句宣言如金石掷地，超越了个人生死，将个体生命价值锚定于公共福祉之上，这并非愚勇，而是源于对职责的深刻体认——权力来自民众托付，自当反哺于民，这种“为民请命”的担当，与儒家“仁以为己任”的精神一脉相承，却在封建官僚体系中如流星般耀眼而罕见，他的生命虽戛然而止，却以最壮烈的方式完成了对官民关系的终极诠释：官员之生命价值,在于成为苍生的盾牌而非神权的祭品。
反观当下教育，知识的灌输常掩盖了思维的锻造，学生擅长解答标准试题，却在面对复杂现实时失语，当教材成为不容置疑的“新经典”，当标准答案成为思想的牢笼，批判性思维的种子便难以萌发，我们培养了许多“知道分子”，却罕有能如吴令般穿透迷雾、直指核心的思考者，更令人忧虑的是责任教育的缺位，当分数成为唯一标尺，对公共福祉的关怀、对社会不公的敏感，往往在功利追逐中消磨殆尽，学生精于计算个人得失，却可能对“典质以应”的民间疾苦视而不见。
吴令的孤勇对今日教育是刺耳的警钟，教育需在课堂中为质疑开辟空间：语文课上，可引导学生拆解《吴令》中县令与城隍的权力结构；历史课中，可对比中西祛魅历程的异同；社会实践时，可鼓励学生调研身边“形式主义”背后的真实民生代价，当学生敢于对“从来如此”的权威发问,教育的启蒙之光才真正点亮。
责任感的培养更需走出书本，可借鉴某些学校的“校园民生提案制”，让学生围绕食堂定价、校服选用等切身事务展开调研辩论，体验“为民请命”的责任重量，当学生为改善校园环境据理力争，便是在实践吴令精神的现代回响——在有序参与中理解：担当不是虚妄口号,而是对身边世界的切实关切与勇敢介入。
蒲松龄笔下吴令的笞神壮举，不仅是对神权偶像的祛魅，更是对人心深处怯懦与盲从的宣战，当教育敢于培养能“指神而数之”的清醒者，能“为民请命”的担当者，我们方能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处,寻得那份穿透时空的思想锋芒。
这青袍裂处迸发的勇气，终将在新一代心灵中点燃星火——它未必惊天动地，却能在每个质疑蒙昧、守护公义的瞬间悄然发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