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初的蒲松龄在《聊斋志异》里讲述了一个令人深省的故事：富家子弟王七，向往神仙法术，千里迢迢奔赴崂山拜师学道，然而道观生活清苦严苛，王七不堪日日砍柴劳役之苦，心中所念，唯是那玄妙的穿墙之术，师父深知其心浮气躁，却终拗不过其纠缠，将口诀授之，并严嘱“归宜洁持，否则不验”，王七下山归家，急不可耐地向妻子炫耀，口念咒诀，挺胸撞墙——结果额上隆起巨包,穿墙术终成笑柄。
这则《崂山道士》的故事，远非仙术幻想的浅薄娱乐，它宛如一柄锋利的手术刀，精准地剖开了中国教育思想中一个恒久命题——求学问道，究竟求的是“术”的精巧，还是“道”的深厚？
王七的悲剧，在于其求学动机全然被世俗功利所扭曲，他跋涉千里，非为追寻天地至理、体悟生命真谛，仅仅是为了学得一手能炫耀乡里、博取虚名的“穿墙术”，他视道观为速成神技的铺子，视师父为奇货可居的掌柜，当师父要求他每日砍柴劳作时，他心中所念，只是何时才能学到那点石成金的“干货”，这种急功近利的学习心态，恰如古人所警醒的：“学者非为饰也，为致用也；致用之实，非徒取也，将以济物也。”王七所求，恰恰是“饰”与“徒取”，完全悖离了学习济物致用的根本目的，道观那看似枯燥的砍柴挑水，正是磨砺心性、消除骄矜的无声课堂，王七却视若无睹,只将其视为通向神技路上的障碍。
当师父洞悉其浮躁，终于传授穿墙口诀时，那句“归宜洁持，否则不验”的临别箴言，便是对“道”重于“术”的关键强调，师父所授，绝非简单咒语，而是蕴含心性修为的真法门，那“洁持”二字，正是修炼者心境的试金石——需持身端正，内心澄澈，去除杂念私欲，然王七归家后，未曾一日“洁持”，只将法术视为表演资本，迫不及待向妻子炫耀，他口中念念有词，心中却无半点庄敬与笃信，徒有术之形骸，早已失却道之精髓，试想，若他真能穿墙而过，这法术在他手中，恐也只会沦为盗窃捷径或哗众取宠的伎俩，与大道何干？法术的失败，恰是“道”对“术”的庄严裁决与深刻警示。
王七的狼狈，撞醒的不只是他自己额上的包，更撞开了我们反思当下教育沉疴的一扇心门，今日多少学子，恰如那崂山上的王七？只求考试分数的“穿墙术”，盼着靠几道真题、几份“秘籍”便能金榜题名；只求谋职加薪的“穿墙术”，视大学为“技能速成班”，对需要沉淀的素养嗤之以鼻，此种心态下，知识成了兑换物质的筹码，学习沦为一场精于算计的投资，古语云：“玉不琢，不成器；人不学，不知道。”当教育过程被压缩为技巧训练，当“琢玉”的漫长功夫被忽视，我们培养的，是否只是一批批精通解题“术”却迷失于生命“道”途的“半成品”？
真正的教育，必是“道”“术”相融的完整图景，孔子当年教导弟子，既有“六艺”之“术”的传授，更有“仁”之“道”的浸润；朱熹强调“格物致知”，也从未将知识的探求与心性的涵养割裂，现代教育亦当如此：我们固然需要传授学生立足社会的扎实知识与专业技能（术），但更应重视其内在品格的塑造、批判性思维的养成、对生命意义的探寻以及对家国天下的责任担当（道），诚如一位智者所言：“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，而是点燃一把火。”这“火”，便是对真理的热爱，对智慧的敬畏，对生命价值的执着追问——这些远比穿墙而过重要得多,也深刻得多。
王七撞墙的“哐当”声穿越数百年，至今仍在叩问着我们：教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？是教会年轻人一门炫技的“穿墙术”，还是引领他们领悟生命的厚重、磨砺心性的坚韧、找到自我在宇宙中的位置？
那堵撞疼王七额头的墙，其实一直矗立在我们每个人求知的路上，它冰冷地提醒着我们：只求穿墙之“术”，终会撞得头破血流；唯有着眼于超越墙垣的“道”——那份内心的澄澈、精神的坚韧与对真理的敬畏,才能在纷繁世相中寻得真正的立足之地与自由之境。
道在术先，心胜于形——此乃崂山道士以失败为代价,留给后世教育最沉重也最珍贵的叩击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