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聊斋志异》白话文版本的出现，让这部文言经典走下神坛，使那些光怪陆离的狐妖鬼魅故事得以被更广泛的人群所感知。《宅妖》一篇篇幅虽短，却如一枚被时光磨砺过的铜镜，映照出我们文化深处对“异物”的警惕，对儿童世界的忽视，以及对教育本质的长期误读，当蒲松龄笔下的王秀才驱赶那些矮小、奇异却并未显出恶意的“妖物”时，他挥动的岂止是硫磺与扫帚，分明是一把无形的文化利刃,斩向了稚嫩心灵中正在萌芽的奇异想象与探索冲动。
故事中的“妖物”形象极为独特，它们并非传统意义上吸人精血的恐怖存在，那如豆粒般大小、穿着鲜艳衣冠、抬着轿子的小人儿，那在桌案上悄然移动的矮马，这些“异物”以其微小的体态、拟人化的行为，呈现出一种近乎童趣的荒诞与可爱，它们不是狰狞的夜叉，更像孩子幻想世界里悄然活动的精灵，是稚嫩心灵中无拘无束、奔涌而出的奇思妙想的外化。
蒲松龄的妙笔在于，他并未赋予这些“宅妖”任何实质性伤害或恶意，它们只是在宅邸中活动、存在，如同儿童游戏中那些会说话的木偶或会奔跑的纸马，是内在想象力的外在投射，其行为逻辑充满孩童般的游戏性与探索性——抬轿子、骑马，皆是儿童模仿成人世界进行角色扮演的常见游戏内容，其存在本身，就是一种无声的、奇异的表达。
可悲的是，故事中成人的反应却如出一辙地粗暴与恐惧，王秀才一家，从最初的惊骇到最终的驱逐，始终笼罩在一种对“异物”本能的排斥与根深蒂固的恐惧之中，他们拒绝尝试理解，拒绝任何沟通的可能，硫磺与扫帚成了唯一的“交流”工具，这种反应，正是传统文化中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”心态在日常生活里的微观投射。
尤其令人扼腕的是，故事里那个目睹“宅妖”活动的孩子，其声音与感受在文本中是全然缺席的，我们无从知晓那孩子眼中，这些小矮人是可怕的怪物，还是新奇有趣的玩伴？孩子的惊惧，是源于“异物”本身，还是被父母长辈那骤然爆发、歇斯底里的恐慌情绪所强烈感染？文本的沉默，恰恰是历史中儿童普遍失语状态的隐喻，在“敬鬼神而远之”与“子不语怪力乱神”的规训下，孩童对世界天然的好奇、对奇异现象的探索欲望，常常被斥为“胡思乱想”，需要被严厉地“矫正”与“驱逐”。
蒲松龄虽以“异史氏”自居，但《宅妖》字里行间流露出的，仍是对“异物”的深深不安与最终需要将其“清理”的潜在认同，这种态度，与彼时僵化教育理念如出一辙。清代私塾奉行“严师出高徒”，戒尺与死记硬背是常态。 当儿童那些不合“规矩”的奇思妙想、独特个性、甚至仅仅是与众不同的行为方式（如同故事中的“宅妖”）出现时，它们被视为必须被清除的“异物”与“杂念”，而非值得珍视的独特禀赋与创造力的萌芽，这种教育本质上是一种“驱妖”模式——用统一的模子去塑造，将“异质”成分视为威胁而加以无情剔除。
《宅妖》对“异物”的驱逐，在文化心理层面映照出一种深重的“童年恐惧”，我们恐惧孩子偏离预设的“正轨”，恐惧那些无法被成人逻辑所理解、所掌控的思维与行为，教育常常异化为一种对童年“野性”与“异质”的强力规训与无情修剪，这种恐惧与排斥，从古代“孟母三迁”对环境的极致控制，到今日父母对孩子接触“非主流”信息或发展“非实用”兴趣的焦虑与干预，其内在逻辑一脉相承——对“异物”的零容忍,对标准化与确定性的病态追求。
当恐惧压制好奇，当规训取代对话，教育便成了对“宅妖”的无情驱逐。
真正的教育智慧，应当始于对“异物”的重新审视，如同《庄子》中“此亦一是非，彼亦一是非”的洞见，对儿童世界里的“奇异”现象，我们首先需要的不是挥舞“硫磺”般的禁令与斥责，而是放下成人的傲慢，尝试以理解、接纳甚至欣赏的姿态去倾听、去观察、去对话，那些看似荒诞不经的幻想、天马行空的提问、与众不同的行为，往往是珍贵创造力的源泉，保护儿童心中的“宅妖”,就是守护人类文明生生不息的创新火种。
现代教育理念的核心转向，正是对这种“驱妖”模式的彻底扬弃，多元智能理论肯定了人类智能的多样性；生成课程强调追随儿童的兴趣；包容性教育则致力于为每一个独特的个体（包括那些有特殊需要的孩子）提供成长的空间，这些理念的实践，要求我们以极大的耐心与包容，去理解儿童世界里的“异物”，将它们视为独特的风景而非必须清除的污点，如同一位睿智的园丁，懂得欣赏每一株植物的独特姿态,而非强求它们整齐划一。
《聊斋志异》白话文版《宅妖》的故事，绝不仅是一则消遣的奇异谈资，它是一面穿越时空的棱镜，折射出我们对童年、对教育、对异质文化的深层态度，王秀才家被驱逐的小矮人，何尝不是无数被成人世界误解、压制乃至扼杀的童年奇思与独特个性的象征？当我们重读《宅妖》，警醒于那把无形的“驱妖”扫帚可能仍在挥舞时，教育的真谛才真正显现：不是将孩子修剪成我们期望的“安全”模样，而是在理解与尊重中，为每一个独特的、可能携带“异物”的灵魂，撑开一片可以自由呼吸、自在生长的广阔天空。
让那抬着轿子的小矮人，在孩子心灵的庭院里安然行走吧，那奇异的队伍，或许正通往一个我们成年人无法想象,却更加丰饶的未来世界。
